伊波拉告急! 現代西醫“山窮水盡”

   伊波拉病毒肆虐西非，感染人數及死亡人數直綫攀升，死亡率高達60%-90%，目前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失去控制地蔓延。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告，目前尚沒有任何可用于臨床的疫苗，也沒有特异性的治療辦法。这就意味着，一旦感染病毒，大多數病人只能“聽天由命”，或是“坐以待斃”。因此，世界衛生組織已決定，可以使用未經測試的藥物。

   面對伊波拉病毒的蔓延，人們像以往一樣，把希望寄托在疫苗的研發上，據來自美國的報道，目前已有疫苗即將進入臨床試驗階段，這似乎給飽受伊波拉蹂躪的世界帶來了一綫曙光。然而，據最新報道，美國麻省理工博德研究所，對爆發之初，與爆發之後的病毒，進行基因序列分析，發現伊波拉病毒，目前已突變超過三百次，疫苗的研發速度，很可能因此望塵莫及，跟都跟不上病毒突變的速度。此外，病毒在人體身上，其變種的速度，比在動物身上還要來得快上一倍。由此可能影響目前開發中的診斷技術，也會影響疫苗試驗性治療效果，令疫情的控制變得更加渺茫。

   在科學高度發達的今天，難道人類只能在对疫苗的企盼、失望中，忍受着類似干擾素、達菲這樣一些“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藥物帶來的副作用，任由伊博拉肆虐，生靈塗炭吗？


踏破鐵鞋“觅”良方 得來全不費功夫

   實際上，無論是昔日的SARS，還是今日的伊波拉，這類在中國古代稱之爲“瘟疫”的流行性疾病，在古老的中華大地，自古以來就多次發生過。今天，尊定中醫學理論基礎的應對傷寒、溫病的六經、衛氣營血、三焦辨證體系，就是中國古代醫學家在應對形形色色的傳染性和感染性疾病的不懈努力中，經過1500年漫長的經驗積累，以無數人的生命爲代價，逐漸發展完善起來的。

   漢代名醫張仲景在《傷寒論》序中寫道：余宗族素多，向餘二百。建安紀年以來，猶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傷寒十居其七。感往昔之淪喪，傷橫夭之莫救，乃勤求古訓，博采衆方，撰用《素問》、《九卷》、《八十一難》、《陰陽大論》、《胎臚藥錄》，幷平脉辨證，爲《傷寒雜病論》合十六卷，雖未能盡愈諸病，庶可以見病知源，若能尋餘所集，思過半矣。

   明末清初，戰禍不斷，瘟疫流行，據《明史》記載，從永樂六年（1408年）到崇禎十六年（1643年），共發生大瘟疫十九次之多。在吳有性《瘟疫論》成書的1642年前後，江南一帶連年發生嚴重瘟疫流行，“一巷百餘家，無一家僅免；一門數十口，無一口僅存者”。

   在其後的時代，葉天士、吳鞠通、薛生白、吳又可、王孟英等中醫臨床學家，在應對形形色色的流行性疾病的臨床實踐中，從理論、診斷、治法、方藥諸方面創立幷發展了中醫學應對傳染性和感染性疾病的相對完備的診斷治療體系，包括各類型流感的發病規律及各個階段、各種病况的具體方案。以後雖發生過多次流感，但其病型仍未超出這一範圍。采用中醫的方法，只要辨證準確，方藥運用得當，都會收到較爲理想的效果。

   近代以來，隨著西方醫學的興盛幷逐步取代中醫占據了主流醫學的地位，中醫學漸漸被人們淡忘了，尤其被排除在了急性傳染性和感染性疾病治療的門外。在“西醫長于急性病搶救，中醫長于慢性病調理”這種以偏概全的理念影響下，以至于近幾十年甚至出現了“中醫能否治療急性病與傳染性疾病”的討論。

   在“科學”的陽光下，急性傳染性和感染性疾病，被包裝在細菌、病毒這些科學概念下，對與它們爭鬥了一千多年的中華民族，也變得陌生，不認識了，好像類似的疾病，以前從來沒有肆虐過，威脅過人類。在面對急性傳染性和感染性疾病的威脅時，人們首先想到的是細菌、病毒、抗生素、干擾素這些概念，而“數典忘祖”，忘記了在中國歷史上，在寒熱溫凉這些樸素直觀的概念下，在中國的傳統醫學中，存在著一個從前期預防，初期治療，幷發症治療，危重症搶救，後遺症的康復諸方面應對急性傳染性和感染性疾病的完整的體系。

   2003年SARS流行期間中醫藥的優异表現，使整個世界就已見識到了中醫藥在治療惡性流行性疾病方面的巨大潜力。


伊波拉病毒的致病過程及中醫學的描述

来自疫區發來的臨床報告显示，2014年初，自西非國家幾內亞開始爆發的“伊波拉”，其發病過程和臨床表現：

   初期症狀因人而异，見于發病的2～3天。最初會突然出現：發高燒（最少38.8攝氏度或101華氏度），嚴重頭痛，肌肉、關節疼痛，咽喉疼痛；或同時或隨之出現腹部疼痛、噁心嘔吐和頭暈、嚴重乏力。主要表現爲病毒侵犯上呼吸道和胃腸道的症狀以及全身症狀。这个阶段，相当于中醫學热入气分，热迫胃肠，气阴受伤的状态。

   病程4～5天，進而出現腹瀉、黏液便、深色或帶血的糞便、咖啡樣吐血、因血管脹大而眼睛變紅、因皮下出血而皮膚出現紅斑、斑丘疹、紫斑和內出血。身體任何孔都會出血，包括鼻、口、肛門、生殖器官或針孔。這個階段，相當于中醫學血分熱盛，氣血兩燔，熱結胃腸，氣陰嚴重受損的狀態。

   病程6～7天，此時已經進入極期，除了持續發熱，出血外，還會出現狂躁意識或神志昏迷，亦可能幷發有心肌炎、肺炎等。這個階段，相當于中醫學的心營熱盛，擾亂神明，邪熱壅肺，痰熱壅肺的狀態。

其後，病情的走向有兩個方向：
   1.部分病人可能會出現以肩部、手心、脚掌爲主的麻疹樣斑丘疹，全身器官都有可能被擴散到，通常在幾天後脫屑。如果此時體溫漸趨正常，則有可能逐漸康復。這個階段，中醫學認爲，是餘毒通過外透而解，是病情向愈的徵象。
   2.部分重症患者或者嚴重幷發症的患者會出現低血壓（低于90毫米汞柱)、低血容量、心悸、體內器官嚴重受損（尤其是腎、脾和肝) 幷引致彌散性全身壞死, 及 蛋白尿。最終導致心力衰竭、休克及肝、腎功能的衰竭，在這期間死亡。這個階段，相當于中醫學的血脫、氣脫導致陰陽離决的過程。

   中醫治療傳染性疾病的傷寒、溫病理論體系，分別是在漢代和清代就已形成了，無論流感病毒如何變异，從中醫角度，始終不外風寒、風熱、濕熱幾種類型或它們的複合型。從以上對伊波拉病毒病發病過程的中西醫對比分析來看，其發展過程中各個階段，患者所處的狀態，在中醫的溫病學中均有詳盡的描述，對各種狀態的辨識、應對方法，甚至處方用藥均有詳盡的記載。這是我們的祖先在西方醫學還沒有發展起來的時代，在長期應對與伊波拉相近的流行性疾病的過程中總結出來的，在中醫學的史料中，大量用這種方法治愈的案例有案可查。只不過隨著以西方近代科學爲基礎的西方近代醫學的興起，被視爲“非科學”的西，塵封在科學的“垃圾堆”裏。

   雖然近幾十年，科學的理念已經逐漸發生了變化，在從分析逐漸走向綜合，應對複雜客觀對象的研究方法也日趨成熟，但今天的醫學，依然是以分析爲特徵的西方醫學占據主流地位。遇到疾病，人們還是首先想到從應對複雜的人類疾病愈來愈力不從心的西方醫學中尋找辦法。


以“科學”的名義，對古代科學的摒弃和對未來科學的抵制

   我們今天稱之爲現代醫學的醫學體系，是在300年前，摒弃了古希臘經驗醫學中的臆測成份，把科學結論純粹奠定在觀察和實驗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基于實體的實驗觀察和“保持其它變量不變，每次只變動一個變量”的單因素分析方法是近代科學尤其是近代醫學研究方法的最重要的特徵。運用這種方法，經過醫學家幾百年的不懈努力，今天，現代醫學已從基礎理論到臨床醫學建立了龐大的學科體系。

   現代醫學在建立自己龐大的知識體系的同時，也形成了一種根深蒂固的理念，把實體觀察和單因素分析方法視爲醫學科學研究的唯一方法。不是采用這種方法建立的知識體系自然被摒弃在科學之外。而完全按這樣一種理念訓練幷一直沉浸在這種理念建立的知識體系中的醫學家和醫政官員們，自然不會習慣用他們認爲“不科學”的理念去思維，也不會認真理會他們認爲“不科學”的方法。這就是爲什麽今天，雖然現代醫學對伊波拉病毒無能爲力，却對在中國傳統醫學經過一千多年臨床實踐，逐漸建立幷完善的傳染性和感染性疾病的應對體系依然視而不見。

   在生命科學領域，近幾十年來，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生物學、生理學和醫學研究從深度和廣度上不斷的進步，對人體、疾病、藥物以及相關的知識總量在迅猛地增長著。而由於人的生理因素對智力的限制，一個人終其生所能掌握的知識相對於這個領域的全部知識所占的比例卻越來越小，就西醫學來說，昨天我們可以稱張先生是內科專家，李先生是外科專家，今天，我們只能稱王先生是心血管專家，徐先生是胸外科專家了。明天這些人又將怎麼稱呼呢？

   科學的發展把人們的視野引入縱深，而引入縱深的結果又使人們失去了對整體的把握，人們日益被局限於越來越狹窄的領域，對與它相鄰的領域一無所知或知之甚少。但人體作為一個各部分相互聯繫、相互制約的有機整體，對整體的控制決不等於對各層次、各部分控制的簡單相加，要全面、最優地調節控制人體，既要求我們深入地把握人體的各個部分乃至各個細節，又要求把握各個部分或細節之間的相互關係，即把它們綜合到整體。

   今天，西方醫學在臨床治療上的局部性和化學藥物的副作用，使越來越多的人避而遠之。繼續以分解和分析爲特徵的還原論方法主導現代西醫的發展似乎已經到了窮途末路，西方醫學的發展也呼喚著新的理念、新的方法的誕生。

   近幾十年來，隨著複雜性科學的興起帶來的科學理念的變化，正在波及科學的各個領域。應對像人體、社會、生態這樣的複雜系統，整體方法正在逐步取代分析方法，成爲科學研究的主流方法。與分析科學注重實體結構和單因素分析不同，整體方法則更多地運用了以往不被認爲是科學的“隱喻”和“類比”方法，直接建立研究對象的整體模型。與以往基于實體結構的理論不同，整體模型往往是以抽象的方式描述研究對象整體的規律和狀態。無論是複雜性科學著名的“沙堆”模型，“鳥群”模型等等，還是複雜性科學建模過程中運用的“隱喻”和“類比”方法，與中國傳統醫學中的“藏象”理論，衛氣營血辨證，還是中醫理論建立過程中應用的“比類取像”方法，無不有著“异曲同工”之妙。我們不能簡單地說，中醫學是與複雜性科學同樣的科學體系，但我們至少可以認定，中醫學研究人體系統的方法與複雜性科學研究複雜系統的方法是一脉相承的。

   幾百年來，西方醫學發展與西方自然科學的發展一直是幷行不悖的。自然科學方法和技術的每一進步，都會很快引入到醫學領域，把人類對人體和疾病的研究從深度和廣度上推向深入。今天，自然科學的主流方法由分析方法轉向了以綜合爲特徵的整體方法。而在醫學界，雖然，人們已意識到現代西醫方法的局限及弊端，也提出了改變醫學模式、建立功能整體性醫學的理想，但遇到具體問題，如今天肆虐西非的伊波拉病毒，却還是戴著沿用了300年、今天已經過時的“科學”的有色眼鏡，去看待采用未來科學的理念建立的知識體系。顯然，現代西醫已大大滯後于現代科學的發展。


理念的誤區：把希望完全寄予對伊波拉病毒本身的研究上

伊波拉病毒病是伊波拉病毒引發的，與以往應對其它致病病原體引發的疾病一樣，現代西醫將最終戰勝它的希望放在對致病病原體——伊波拉病毒的研究上，似乎找到能够殺滅伊波拉病毒的方法，就“萬事大吉”了。

   目前，應對伊波拉病毒本身的研究，首先是將病毒從病體中分離出來，再研究針對它的藥物，或製造能殺死或滅活病毒的疫苗。


這種研究理念目前顯然受到了幾方面的挑戰：

   1.病毒在疾病的傳播過程中變异太快，伊波拉病毒，僅半年的時間，就變异300多次，應對原有病毒類型的疫苗還沒投入臨床，新的病毒類型就出現多個了。
   2.在體外試驗中，能够殺滅病毒的藥物，用于人體，總是有這樣或那樣的副作用。難免不會像以前的SARS一樣，待流行期過去後，留下大批由于應用西藥的不當治療，産生嚴重後遺症的受害者。
   3.在臨床研究中被認爲安全的疫苗，在大範圍投入預防和治療時，很難避免會出現個別因接種疫苗引發感染的案例。

   8月26日，美國全國公共廣播電台（NPR）網站記者麥克林?迪克勒夫（Michaeleen Doucleff）在他發表的《殺死你的不是伊波拉病毒本身》（How Ebola Kills You: It's Not The Virus）一文結合了科學家們的最新研究，描述了伊波拉病毒的致病機理，說出了一個驚人發現：最後殺死患者的幷不是伊波拉病毒本身，而是患者自己的免疫系統。是免疫細胞對病毒損害的反應以及由此引發的對人體的繼發損害，要了患者的命。

在研究病毒在其引發的疾病過程中的作用時，以下事實也是不容忽視的：

   1.在人類應對其它病毒的經驗中，均發現帶有病毒但幷未引發相應的病毒性疾病的人群，也就是所謂“健康帶病毒者”。
   2.一個從病毒感染中痊愈的患者，雖然從其血液中還可分離出致病的病毒，但對他已經不再爲患了，原因是他的免疫系統對這種病毒産生了免疫力。
   3.在其它的病毒引發的疾病在人體内演变的過程中，也幷非所有損害均是病毒直接造成的，而是病毒引發的繼發損害按照人體內固有的因果關係鏈傳遞的結果。

   顯然，在疾病過程中，即使我們能够殺滅病毒，幷不是說解决了病毒性疾病的所有問題，從此病人就“萬事大吉”了。而不殺滅爲害的病毒，未必被感染的個體一定會發病或者一定不會痊愈。

   由此，可以得出一個結論：病毒本身在病毒性疾病的發展過程中的作用幷不總是决定性的。針對病毒本身的研究，幷不是解决病毒引發疾病的唯一途徑。如果我們著眼于病毒引發的人體反應狀態的變化，著眼于阻斷病毒引發的人體反應狀態變化傳遞的因果關係鏈，同樣有可能達致治愈病毒感染性疾病的目的。

   在人類應對病毒性傳染病的經歷中，我們注意到，許多不同的病毒在人體內引起的反應狀態是同樣的，或是相近的。就像伊波拉病毒感染的初期，高熱、嚴重頭痛，肌肉、關節疼痛，咽喉疼痛這些臨床表現與SARS初期的臨床表現是相近的。甚至與許多細菌感染引發的疾病的初期反應狀態也是一樣的。

   也就是說，如果我們把應對伊波拉病毒病的著眼點放在病原體引發的機體反應狀態上，不僅不必理會病毒的變异，甚至不必理會病毒的類型，更進一步說，或許我們可以不理會是病毒還是細菌引發了這種反應狀態的出現。只要我們找到了應對這種反應狀態的方法，將其及時糾正，阻斷了由于這種病理反應狀態的存在造成的繼發損害，同時中止了疾病沿著固定的因果關係鏈傳遞的過程就可以了。

   就像在道路中間橫了一塊大石頭，阻塞了車輛的通行。我們當然可以去尋找這塊石頭是從哪裏來的: 是天上掉下來的隕石？是山體滑波跌落的石塊？是從過往的運輸車輛上滑落下來的？還是被人爲抬到路上，有意阻礙交通的？然後因應不同的情况確定解决方案。也可以全然不管這些，找來起重車，把石頭移走，或挪到路邊，問題就解决了。

   後一種方法似乎簡單許多，但同樣有效。把應對傳染性疾病的著眼點放在機體的反應性上，這正是在科學技術遠落後于現代的幾百年前的中國，中醫學家們仍能找到應對類似“伊波拉”這樣的大規模瘟疫流行的有效方法的奧妙所在。

   作爲致病病原體的病毒在人體內，是通過與人體的相互作用而産生傷害的。致病因素寄寓于人體，與人體形成了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采用複雜性科學的方法從整體進行研究，也就是研究致病因素引發的人體狀態變化。在此基礎上，把這些狀態變化作爲受控量，去尋找改善和消除它們的方法和藥物。

   在中醫學中，傳染性和感染性疾病的致病因素是按人體的反應狀態分類的，中醫學中基于風、寒、暑、濕、燥、火“六淫”學說，提出的風熱、風寒、濕熱等病因類型，就是對致病病原體引發的機體反應狀態的劃分。能够消除某一類型的反應狀態的方法和藥物，顯然就可以治療相應病原體引發的疾病。

   顯然，把這些狀態變化作爲受控量，研究出來的治療方法和藥物，是可以改善或消除致病因素引起的傷害的。而在此過程中，一定會對致病因素起到殺滅或滅活作用，因爲不這樣，這些致病因素依然起著傷害作用的話，機體的狀態是不大可能得到改善，致病因素引起的損害也往往得不到修復。

   與把致病因素作爲受控量的研究方法不同，把致病因素引發的機體反應狀態作爲受控量，找到的有效方法，是在人體內殺滅或滅活致病因素的方法。

   在這個過程中，我們是把整體醫學建立的整體模型作爲參照系，研究致病因素作用于人體引起的狀態變化的。整體模型是一個非常宏觀的模型，其顯示的無論致病因素引起的狀態變化還是干預措施（如藥物）對人體的作用（包括治療作用和副作用）都具有時間和空間上的穩定性。以這樣的模型和它描述的機體反應狀態作爲參照系，在臨床應用過程中，通過不斷優化藥物，調整處方，最終可能找到既可殺滅或滅活致病因素，修復其對人體狀態造成的損傷，又盡可能不會産生對人體其它部分的副作用的治療方案。

   站在今天現代醫學的角度，我們不能說基于致病病原體的研究是科學的，基于病原體引起的機體反應狀態的研究是不科學的。只是在現代西醫中，目前尚沒有可以從整體角度描述人體狀態的體系，自然也就不可能有基于人體整體反應狀態的研究。

   今天，在科學進入直面複雜性的時代，在自然科學甚至社會科學領域，建立模型，運用模型描述複雜系統的整體狀態；研究複雜系統在各種外界幹擾下，整體狀態的變化過程。在此基礎上尋求應對複雜系統不同狀態的調節控制方法。這已經逐漸成爲現代科學研究複雜的客觀對象的基本方法。

   顯然，把複雜性科學的理念、方法引進現代醫學，建立人體的動態模型；運用模型描述人體的整體狀態；利用模型研究在各種外界致病因素作用下人體狀態的變化過程。在此基礎上，尋求應對不同病理狀態的治療方法，掌控疾病的發展過程和治療過程。這將是21世紀的自然科學貢獻給醫學的最有力的武器，將爲我們人類戰勝複雜的傳染性和感染性疾病帶來新的希望。


現代醫學對症治療的局部性和局限性

   在現代西醫，除了對因治療外，也存在對症治療。站在西醫學家的角度來看，對症治療不就是針對機體反應狀態的治療嗎？非也。對症治療方法通常針對的是疾病過程中人體局部病理變化或是特定功能异常的個別環節。

   如發生炎症的抗炎，其針對的只是炎症充血、滲出等直接環節，而不是引發炎症的根本動因。實際上，炎症是在特定的動因作用下，機體出現的由自身性質决定的正常反應。抗炎僅僅是阻斷了這一正常反應。因此通常會影響或損害機體正常的炎性反應機制。抗炎治療雖然對减少因炎症反應引起的繼發損害有一定積極意義，但它最終不能從根本上消除病因，治愈疾病，充其量是在一定程度上控制病情。

   又如高血壓的控制，一類降壓藥是通過擴張血管、利尿等方式，增加血管容量、或减少體液總量實現的。而這些作用通常不會觸及引發高血壓的初始原因，也是阻斷引發血壓升高的因果關係鏈上的中間環節。因此，降壓藥同樣是只能控制血壓，减少因血壓升高引起的繼發損害，而幷不能從根本上消除引起血壓升高的動因，治愈高血壓病。

   以控制疾病過程中人體局部病理變化或是特定功能异常爲目標的藥物進入人體後，其有效成份通常會通過血液循環達致全身，對人體的多個組織、器官産生作用，目前我們很難人爲控制藥物在體內的標靶選擇性。而以控制特定病理變化/功能异常的藥物對人體其它部分的作用，幷不都是我們想要的或是對人體的健康有利的，因此，對症治療藥物的副作用幾乎是不可避免的。

   显然，無論是抗炎，還是降壓，针对的均是疾病過程中局部的病理變化，或是疾病因果關係鏈中功能异常的個別環節，在複雜的疾病過程中，類似這樣的局部病理變化或是功能异常的環節會數不勝數。我們很難設想將多個針對不同病理變化或功能异常研究出來的藥物同時應用，很難設想這種做法會觸及引發疾病的根本原因，而每一種藥物的副作用的累積和叠加，更不能設想會遺留什麽樣的後遺症。

   通常，機體的整體狀態也是通過我們能瞭解、觀察、檢測到的症狀、體征、檢測指標定義和描述的，但幷非隨便挑出幾個這樣的症狀、體征、檢測指標，就能表徵整體層面的機體狀態的。由于人體系統的複雜性，局部的病理變化和特定的功能异常往往與人體內在的整體狀態不具有一對一的確定性，因此基于它們研發的對症治療方法和藥物，也自然不具有針對人體整體狀態的特异性。要尋求能反映人體整體狀態的可測指標，只能在整體模型的指導下，從反復的臨床觀察和大量治療經驗中去探求、去總結。


從整體描述人體動態幷基于狀態進行調控的醫學體系的建立

   迄今爲止，可以說現代西醫的理論體系是基于人體的實體結構建立的。從複雜性科學的角度來看，中醫學理論是基于與複雜性科學幾乎一致的理念，采用隱喻和類比（中醫學稱之爲“取類比象”）的方法建立的人體的整體模型。中醫對疾病過程的掌握是基于模型描述的人體的整體狀態的，因此基本上可以說，中醫學是基于人體的整體功能狀態的醫學，它具備了現代醫學提出的“功能整體性醫學”的基本特徵。

   中醫學對人體整體狀態的描述，是基于患者的症狀、體征。這些症狀、體征相對于采用現代科學儀器檢測到的人體內部影像和客觀的檢測指標來說，顯然太過于簡單、粗糙了。但爲什麽說它們可以表徵人體的整體狀態呢？

   對于感染伊波拉初期的病人，主要的症狀是發高燒，嚴重頭痛，肌肉關節疼痛，咽喉疼痛；或同時或隨之出現腹部疼痛、噁心嘔吐。中醫學用熱入氣分，熱迫胃腸來定義這時人所處的狀態。當然，我們也可以引進一些客觀的檢測指標，更準確地定義由症狀和體征定義的整體狀態。

   如果我們采用的治療方法和藥物，改善或消除了這些臨床表現，我們通常不會懷疑：病人的病情得到了改善或治愈。顯然，這些症狀、體征的組合作爲人體內在病理變化的“晴雨錶”，在一定程度是與人體的內部狀態是有一定對應的。因此，把這些指標作爲可以表徵人體狀態的“可觀測量”和“可控制量”是可以達到對人體整體狀態的掌控的。

   試想，我們如果在症狀、體征基礎上，引入客觀的檢測指標，將伊波拉病毒病發展的各個階段患者的整體狀態，進行準確地描述。由此在現代西醫現有的疾病描述體系之外，就形成了一個狀態描述體系。而以這樣的狀態作爲藥物和治療方法研究的參照系，研究出來的有效藥物自然也就針對了人的整體功能狀態。由此，在現代醫學的架構下，就可以衍生出一個基于整體模型和疾病過程中機體狀態描述的新的狀態醫學體系。

   中醫學采用模型分析的方法，在長期與傳染性和感染性疾病鬥爭的過程中，針對疾病演變過程的不同階段機體的所處的病理狀態，從理、法、方、藥幾個層次均建立了有效的調控治療體系，包括應對目前伊波拉病毒病後期的肺炎、精神异常、心腎損害等。而基于前述人體狀態模型，在對伊波拉疾病過程中機體狀態的辨識基礎上，自然可将傳統中醫學针對不同狀態治療的理法方藥體系引進現代醫學，從而形成現代醫學應對伊波拉疾病各個階段的狀態控制體系。

將古代中醫學的理法方藥，從狀態醫學的角度，引進現代醫學體系，是否會影響現代醫學的科學性呢？

   實際上，作爲自然科學前沿的理論物理學，在從近代向現代轉變的過程中，在新的科學理論中，都會捕捉到東方古代哲學理念的影子：量子力學的“靴絆效應”中蘊含的佛教“吾心即宇宙”、“質能統一”的理念，愛因斯坦廣義相對論中蘊含的“時空一體”的理念，以及今天理論物理大師史蒂芬?霍金的“量子引力論”，均清楚地顯示出理論物理學關于世界本質的認識，日趨與東方古代哲學的理念融合。正像美國“原子彈之父”J.R.奧本海默所說：“在原子物理學的發現中所表現出來的關于人類認識的一般概念，…… 就其本質而言並非我們根本不熟悉、前所未聞或者完全是新的。即使在我們自己的文化中它們也有一定的歷史，而在佛教和印度教的思想中更居有中心的地位。我們所要作的發現只是古代智慧的一個例證、一種促進和精細化。”

   對于西方科學在理念上向東方古代哲學的回歸過程，F.卡普拉在他的《物理學之道》有過清晰的論述：“西方科學沿著螺旋式軌道進化。它從早期希臘的神秘主義哲學出發，通過理性思想的顯著發展而上升和展開，不斷地離開它那神秘主義的起源，幷發展了一種與東方尖銳對立的世界觀。而在最近的階段裏，西方科學又最終克服了這種觀念而返回到早期希臘與東方哲學上來。這幷非僅僅依靠直覺，還依靠高度精確的複雜實驗，依靠嚴格、一致的數學表達方式。”

   同樣，我們不必擔心，現代醫學主流理念向傳統醫學的“回歸”，以及將傳統醫學中的經驗和治療技術融入現代醫學的過程，會影響現代醫學的科學性。因爲這種回歸，也必然是建立在嚴格的科學試驗和對理論模型的驗證基礎之上的。

   由此，基于複雜性科學的理念和方法，融匯傳統中醫學的狀態分型以及相應的理法方藥體系，將建立起現代醫學的狀態醫學體系。基于這樣一個體系和模型分析方法，醫學家將能實時地掌控伊波拉病毒病發展變化的動態過程，根據疾病過程中，機體的狀態變化，實時地制定個體化的治療方案。由此，爲現代醫學戰勝伊波拉病毒提供了一種新的途徑。


阻礙醫學進步的桎梏：以疾病爲中心的理念和相應的藥品評價體系

   在複雜性科學理念逐漸成爲主流科學理念的今天，無論是自然科學還是社會科學，當一個複雜系統陷入危機時，如經濟系統，生態系統等，當然也可以去尋找導致系統陷入危機的原因，然後從消除這一原因入手，尋求使系統擺脫危機的方法。然而，經驗告訴我們，在很多情况下，這一原因對陷入困境的系統繼之的走向的作用幷不總是决定性的，消除這一因素本身，對于系統擺脫困境在很多情况下幷不是必須的，更不是唯一的。通常的辦法是，根據處于然而的系統的現時狀態，有針對性地制定擺脫危機的方案。

   這一理念對于我們今天應對伊波拉的情况同樣適用。從伊波拉病毒病中康復的案例，以及接觸過伊波拉的人幷非人人都染病的事實可見，伊波拉病毒對于患者病情走向的作用也幷非决定性的，如果我們像應對經濟系統、生態系統的危機一樣，把著眼點放在染病的患者本身，也就是將如何殺滅伊波拉病毒，轉化爲如何拯救因感染伊波拉而陷入困境的人，我們就會發現，我們的應對選項多了許多，就是說，“退一步，柳暗花明”。只是這裏要切記一點，不要希冀存在適用于伊波拉病毒病各個階段的特异性的藥物，就像西方醫學在幾百年的發展歷程中，應對類似肺炎、腎炎，高血壓、冠心病等，有多少找到了這種特异性的藥物。在這種理念指導下的藥物研究，最後都變成了尋找應對局部病理變化的控制性藥物，結果是人類不得不面對這些藥物無法擺脫的副作用和藥源性疾病。

   近幾十年中西醫結合的臨床實踐顯示，同一疾病，處于不同狀態的個體，可能會有不同的治療方案；而不同的疾病，處于同一狀態的個體，治療方案可能會大致相同——這就是中醫師常說的“同病异治”、“异病同治”。而許多現代西醫沒有有效治療方法的疾病，中醫師正是在這種視人體狀態（中醫學中的證候）爲“本”的“辨證論治”理念下取得治療成效的。以往我們可以視而不見這些事實，，但今天面對伊波拉“淩厲”的攻勢，面對人類的生存危機，是否有必要重新審視現代西醫今天這種以疾病爲中心理念，以及基于這種理念建立的疾病診斷標準和在現代醫學裏居統治地位的藥物評介體系了。

   如果我們要像應對經濟系統、生態系統的危機那樣，應對伊波拉帶來的人類生存危機，都要學會根據伊波拉發病過程中，患病個體實時的狀態，因人制宜地制定應對方案。爲此，就要建立人體的模型——人體狀態的描述體系，就要改變現代醫學診斷標準和以疾病爲中心的藥物療效評價體系一統天下的地位。同時建立基于狀態辨識的診斷體系，建立基于狀態的藥物療效評價體系。只有這樣，才能建立可用于伊波拉疾病發展過程的狀態描述體系，才能將中醫學經過一千多年的臨床實踐，逐漸完善起來的針對不同狀態的理法方藥的應對方案納入其中，在此基礎上，進行更深入、更嚴謹的臨床應用研究，在嚴格的科學實證中，將其發展成針對惡性傳染性和感染性疾病的現代醫學認可的體系。


觀念變革：迎接人類對抗伊波拉的“柳暗花明”

   在自然科學領域，複雜性科學興起，引發的科學觀念的變革，極大地拓展了人們的視野，使人類認識到了基于分析方法人類永遠也無法企及的自然界的奧秘。今天，面對伊波拉病毒病無能爲力的西方醫學，應當像西方自然科學一樣，摒弃分析方法爲唯一科學方法的理念，引進複雜性科學應對複雜系統的全新理念和方法，才能開闢人類戰勝伊波拉的嶄新局面。

   以伊波拉爲契機，人類在應對急性感染性和傳染性疾病的過程中，建立起的狀態醫學的模式，將迎來基于整體功能狀態的新的醫學體系的誕生，開拓現代醫學進入以功能整體性醫學爲主流的新時代。